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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精准靶向治疗时代已到来,不少患者获益于靶向治疗,生存期进一步提高,但在靶向治疗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我们结合美国哈佛专家Rabin博士对于肺癌靶向治疗的专题直播,为大家一一“拨乱反正”。
01、基因检测显示突变丰度只有1%,还能靶向治疗吗?
Rabin博士:肿瘤组织和外周血做基因检测,相对来说组织会更敏感一些,丰度可能存在差异。如果穿刺取组织的位置在淋巴结,可能会因为白细胞较多,导致丰度显示低。此外,取样本身也可能影响到丰度。
所以说,丰度高低,不是评估能否靶向治疗的关键。有无癌症驱动基因才是。当确定有突变,那么患者可以靶向治疗。
当靶向治疗无效后,建议患者再次穿刺活检进行基因检测,以查看耐药基因或其他可靶向的突变。
02、靶向药联合其他治疗(如化疗、抗血管药物),效果会比单药更好吗?
Rabin博士:NCCN指南中,有很多不同的靶向组合疗法,都已经获批一线使用。一些药物比如抗血管药物贝伐单抗,虽然尚不能确定加上它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但很多医疗机构会考虑加上。
这种靶向联合抗血管药物的方案,在中国用得比较多,但在美国相对少一些。比如在丹娜法伯癌症中心,医生可能会觉得在肺癌上,该药效果并不那么强,所以联合用药会比较少。
关于靶向联合化疗,我们更多会用于单独使用靶向药出现耐药后。
比如说某个存在脑转的肺癌患者在靶向治疗时出现局部耐药,肺部原发灶开始进展,但脑部转移灶仍然稳定。此时为了继续控制住脑转,同时压制肺部肿瘤,我可能会考虑靶向联合化疗。
但如果该患者的原发灶和脑转灶都已发生进展,则我可能会考虑停用靶向药,避免患者承受没有意义的副作用。
03、术前、术后靶向药进行辅助治疗,能否降低复发风险?
Rabin博士:我们仍在学习、研究如何更好地将靶向药应用于肺癌患者的术前、术后治疗。目前在临床上,靶向辅助治疗用在EGFR突变患者群体中多一些。
除了EGFR突变,其他靶向药的相关研究也不少。比如我的一位IIIB期ALK突变患者,在完成根治术后,我和他探讨了关于术后靶向治疗是用于预防复发的可能性。虽然目前尚未有此类相关数据,但符合“医学逻辑”,于是后来他尝试了这种维持治疗。
又比如说,很多携带EGFR/ALK/RET突变的患者,他们的肿瘤很大,我可能会考虑术前给予靶向治疗缩小肿瘤,让手术做的更容易些,同时观察能否降低复发风险;还有PD-1免疫治疗在术前的辅助治疗应用,一些研究的结果也显示不错。
04、靶向联合化疗可延长靶向药耐药期,您怎么看?
Rabin博士:这个方向的临床试验确实有,比如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的一线治疗临床试验。但很明显,方案里多用一种药物,患者承受的副作用也一定会增大。
我认为靶向治疗、化疗都是很好的疗法,但一开始就将所有很好的药物都用掉,后续选择可能会少一些。
在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单独使用靶向治疗的效果就非常好,能够稳定很多年病情。而目前联合化疗这方面的数据仍然比较有限,为了尚不能确定的“更好疗效”,让患者承担上述两点风险,我认为没有必要。
05、靶向药耐药后该怎么办?
Rabin博士:不同患者耐药后,会因为不同的耐药机制而有很大差异,因此没有固定的答案。通常,我会建议患者进行穿刺活检,再次进行病理检查和基因检测,以了解具体的耐药机制。
比如说,同样的肺腺癌EGFR突变患者,靶向治疗耐药后,可能会出现C797突变、KRAS突变、BRAF突变、MET扩增等很多可能,也可能出现腺癌转为鳞癌、腺癌转为小细胞肺癌等,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
如果后续无法进行任何靶向治疗,那么患者可以考虑化疗或参加临床试验。如果选择参加临床试验,必须要有对应的靶点,否则无法入组。
06、肺癌治疗中,NCCN指南和个性化治疗该如何平衡?
Rabin博士:我认为NCCN指南也好,其他指南也好,对于患者的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尤其是在可选药物方面会更有帮助一些。指南会为患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治疗选择,且往往很有弹性。
到了三、四线治疗,医生的治疗方案选择往往自由度更高一些。但必须强调,这种自由不是说医生可以随便试各种药。
医生即便不完全按照指南,也必须根据患者的个性化情况、如基因检测结果、病理结果等,按照严谨的医学逻辑,为患者制定方案或为其选择可能有帮助的临床试验。
很多时候,指南在收录新药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医生制定的方案并不一定会与指南上药物一致。但医生所选的药物必须符合患者的个体情况,符合医学逻辑,要尽量有临床试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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