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英雄日记】?每一个不屈的生命,都是英雄。2018年起,我们将讲述100个与重大疾病抗争的真实故事,本文是第074个。 我是本是个强壮、健康,不抽烟、不喝酒,非常注重锻炼的人。直到现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和癌症扯上关系?从北京到休斯敦,这是我的真实抗癌史。 2018年年初,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CEA值升高到29(正常参考值应是5)。那时我工作太忙加之又没有任何症状,就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工作出差、甚至想靠加强锻炼把病“压”下去。 三个月以后,我又到医院检查,这时才发现CEA已经升高到85了,这让我有点慌了。终于被太太“拉去”做了全身CT检查,结果一出,我们两人都愣住了:右肺中叶发现肿瘤占位。 凭借仅有的医学知识,我也明白医生口中的“占位”就是肿瘤,来不及多想,当天医生就安排我做了活检,“(右中肺)低分化腺癌”,至此,肺癌确诊。 灾难突然降临,当时我脑子出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大意让我放松了对肿瘤的警惕,表面看似健康的身体造成了假象。经历过这一次,我会提醒身边的人,50岁以后一定要重视防癌体检,有条件要做低剂量CT检查,因为,癌症对谁都不会网开一面。 扛过化疗,发现“黄金突变”, 我想尽全力治好病 突发的病情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整个人发蒙,但想到年迈的父母、相濡以沫的妻子、还在上大学的女儿,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倒下。我必须像个战士一样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接下来,我做了胸部增强CT和脑部核磁共振,判断肿瘤有没有向身体其他地方转移,还好脑部没有发现转移瘤,但是右肺门和淋巴结发现了转移。医生最终的判断是肺腺癌Ⅱ期,结果还不算太坏。 一周以后,我就在医生的安排下开始了培美曲塞+顺铂的化疗。化疗可能是很多癌症患者的噩梦,失眠、发寒发热、肠胃不适,这些症状很快让我变得很虚弱,太太每天带着精心烧好的饭菜送到医院,问我:难受吗?我说:难受,但我还能吃饭。 疾病,让我们从意气风发的职场精英变得衣衫不整、面如土色、颓废不堪,这种落差是每一位癌症病人都要面对的考验,我想告诉病友们的是,心理的压抑和身体的痛苦都不要硬扛着,我们要学会接受改变,和家人一起积极地应对抗癌的每一天。 化疗的同时,我进行了基因检测,拿到结果那天我和太太挺高兴,因为我被发现有EGFR21基因突变,这说明对抗肺癌这个“敌人”,我手中还有靶向药可做“武器”。 同时,我们非常清楚肺癌是多么凶险,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我开始研究国外的肺癌治疗,家人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在我化疗期间,太太帮我联系去美国看病的各项手续。一天,她兴冲冲地对我说:定了,咱们去休斯敦。 三周左右我和太太踏上了飞赴休斯敦的航班。俯视着万米高空下更加壮阔的大地万物,我对这次赴美之行充满忐忑、也充满期待。 喜忧参半,肺癌Ⅱ期“变”Ⅲ期, 治疗之路在何方? 休斯敦,全美第四大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夏长冬短,气候很像我们的广东。它以能源、航空工业和运河闻名世界,近几年,休斯敦医疗中心更成为了全球重病患者的聚集地,而中国病人数量在国际患者中并不在少数。 我和太太到休斯敦的第二天,就在当地海外陪同翻译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所预约的这家癌症中心,说是医院却更像一家五星级酒店,这里音乐环绕、设施齐全,配备着图书馆、小礼拜堂、纪念品商店、餐厅等等。医院里志愿者们忙碌地帮患者送上问候和免费的饮品,而谁能想象他们曾经也是这家医院的癌症病人。 每次约见医生需要预约诊室,患者不必去各科室奔波,而是不同科室的医生来与患者沟通。我的首诊医生是一位内科医生Dr.B,早在我来美以前,他已经详细研究过我的病历。他给我的建议是进行PET-CT检查,评估目前病情和治疗的情况。 几天后,我拿到的PET-CT结果喜忧参半。喜的是,通过化疗我的肺门淋巴结有缩小迹象,说明化疗有效;忧的是,我的锁骨下面发现了一个病灶,而Dr.B判断这不是新发病灶,而是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肺癌转移灶。 由此,诊断发生变化,我的病情由肺癌Ⅱ期“变”成了Ⅲb期。这不得不让我有些沮丧,但很快我就镇定下来,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必须配合医生为自己寻找治疗之路。 多学科团队下 联合疗法带来治愈希望 几天后,再次见到Dr.B,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和放疗科医生、外科医生共同研究我的病情。 Dr.B对我说:“我和我的治疗团队研究认为,虽然肺门的淋巴结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肿瘤原发病灶并没有缩小,因此,我们认为此前化疗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我们建议你采用同步放化疗的治疗方案,然后再根据病情变化,看是否有手术的机会。” 美国医生的话打开了我新的认知,接下来化疗医生和放射科医生向我详细介绍了治疗方案:放化疗需要同步进行,三周一次化疗,同时配合每天的放疗。 化疗无需住院,只需三到四个小时,门诊就能完成。在治疗期间,我出现了轻微的头晕、食道吞咽有困难的情况,医生帮我开了对应的药物,帮助我缓解不适。 两个月以后再次检查,我收获了惊喜的疗效:散在的小淋巴结几乎全部消失,中等和大的肿瘤都有很大程度的缩小,Dr.B告诉我,经过与外科医生、放射科医生的会诊,他们认为我可以进行手术,并且通过这种联合治疗的方式,他们认为我有很大机会可以获得治愈。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和太太感到振奋不已,曾经让我们一家绝望的肺癌,将很有可能永远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 手术安排在一个多月以后,很幸运,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四个小时我就在护士的帮助下下床活动了,术后恢复中除了一些咳嗽,我没有其他症状。Dr.B也感叹:“你恢复得不错!”那时,我在心里庆幸自己多年来锻炼的好体魄和乐观的心态,让我在这场抗癌战斗中有了十足的底气。 结束治疗,我按照美国医生的建议,吃靶向药进行巩固。回国前,正逢2019年的新年,我们和休斯敦治疗的病友们一起庆祝新年,远在异国他乡,同胞们聚在一起除旧迎新,这种重获康复即将与家人团聚的感觉太好了! 回顾这一年多的经历,可以说我为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更是我对家庭做的努力!现在,我早已从几十年如一日的繁忙工作中抽身,经历大病的坎坷,我们一家人越发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刻。
曾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博士
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
曾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任职10年
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任职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