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 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对外宣布，自己被确诊患有晚期黑色素瘤，并已做好了迎接人生“新探险”的准备。但3个月后，卡特体内的黑色素瘤却消失了。

治疗好卡特的是美国默沙东旗下的抗癌新药Keytruda，该药因此声名大噪。

药是“神药”，但价格也是“天价”。在美国使用Keytruda治疗癌症，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在国内，一支50mg的Keytruda价格更是超过2万元人民币。

但这种昂贵，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了。

今年，一款被认为可媲美Keytruda的新药——PD-1单克隆抗体(以下简称：PD-1单抗)注射液已进入临床三期试验，有望2018年底或2019年初上市，而它的价格，预计只有Keytruda的十分之一左右。

带领研发这款药的，是中国人俞德超。

山里娃的大梦想

18岁以前，俞德超是街头镇一个地道的山里娃，每天除了上学就是砍柴、放牛，直到1982年，他考上了浙江林学院经济林专业，第一次走出了大山。本以为考上大学是开心的一件事，可当到了学校后他才知道，他所在的这个专业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农场种树。

“小时候天天砍树，长大了还要种树，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大学四年，俞德超拼命钻研学业，希望能走到更高的地方，研究期间他对“细胞结构”、“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一头扎入，如此加上他不懈的努力，1993年，这个“山里娃”成为了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的一员。

在加州大学研读博士后时，俞德超在贾滴虫中建立起基因表达系统，这一成果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他也因此接到了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

在许多同学朋友看来，能在哈佛大学任教这是莫大的荣耀；家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对只知道读书、搞研究的‘书呆子’来说，还有比哈佛大学更好的地方吗？”而俞德超却拒绝了这次邀请，“我更喜欢做自己喜欢、又能帮助别人的事。”他说。

1995年完成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站学业后，他先后在美国多家著名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要职，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制药经验，成为了美国业界知名的肿瘤治疗药物研发专家。

回国创业

十年打拼，俞德超在美国的事业如火如荼，但2006年他毅然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投身国内生物制药的发展大潮。

俞德超说，突破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零出口是他回国创业的目标。“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质量、生产厂房达不到国际标准，产业化水平低、规模小，是导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落后、零出口的原因。”

回国后，俞德超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先后创办了康弘赛金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董事副总裁。2011年，俞德超离开康弘药业自立门户，在苏州创办了信达。

因为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知名度和成就，俞德超备受国内外资本巨头追捧。5年时间中，信达制药完成了4轮融资，其中D轮2.6亿美元的融资，是目前国内医药史上最高记录。

自立门户后，俞德超专注于最前沿的单克隆抗体药(简称：单抗)的研发。

在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医药研究时，俞德超就接触到单抗的研究。单抗药物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让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相比化学药物其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小，但研发的难度也极大。

俞德超说：“如果化学药是一辆自行车，单克隆抗体则相当于波音747飞机。”

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三款药：美罗华、修美乐和安维汀。这三款药，堪称当今国际上最畅销的三种生物药，其中修美乐被称为全球药王，在国内每支的价格高达7900元；美罗华对恶性淋巴瘤非常有效，在国内价格高达2万元每一支；安维汀在三者种最便宜，但也要每支5000元。

很多中国癌症患者家庭，因为无力承受这些药品的高昂价格，不得已通过各种方法，辗转到印度寻求同类型替代药(印度独特的专利法，允许印度药企仿制他国专利药品)，其中的颠沛与辛酸，在网上随处可见。

俞德超带领团队，专攻这三种药的替代新药。如今，这三种新药已经全部进入到三期临床试验阶段，距离上市只有一步之遥。

偏执的追求者

信达创办之初，发生了“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利用贿赂手段，谋求药品的不正当暴利，后被中国司法机关查处)，国外药企普遍觉得应该在中国寻求本土合作伙伴，以共同开发市场。信达也因此进入了礼来的视野。

经过多轮谈判之后，双方都有合作的意向，但礼来提出了一个要求：信达的生产基地必须达到美国礼来的标准。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要求，但对中国药企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苛刻的事情。

为了改造生产基地，俞德超投入了几千万美元，聘请美国医药行业最大的咨询公司PSC为信达服务。另外在信达的生产设备中，曾因为一个烟雾的走向问题，俞德超从德国搬来技术人员，大动干戈进行整改。而生产基地的评估、人员的培训，俞德超都邀请礼来的一批专家常驻信达，为此他又付费上千万。

彼时，信达研发的一种单抗药物拿到了临床批件，本来可以进入临床了，但因为没有达到礼来的标准，被俞德超搁置了18个月，失去了上市的先机。

很多人不理解俞德超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做药“上市是王，药品早一天上市，早一天赚钱”。而俞德超认为，中国生物药出口一直是零，不仅因为中国研发水平落后，产品质量不达国际标准，还因为中国的药企的厂房、管理也达不到国际标准，与礼来的合作，恰恰就是一种快速成长和学习的方式。

2015年，信达的基地最终通过了礼来的验收。当年3月、10月，礼来两次与信达签订战略合作，共获得礼来超过3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信达与礼来的合作，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大金额的国际合作，也是中国创造的新药第一次卖出了“国际价格”。

《华尔街》日报以俞德超为例，称赞中国是正崛起的生物医药大国；麦肯锡报告中说，中国2003年以来的生物制药里程碑事件，一半与俞德超有关；很多国际同行称赞信达的发展速度是可不可思议地快……

面对赞誉，俞德超却表示，2016年全球销量前十的药物中，有8个是生物药，其中6个是抗体药，而中国销售前二十的药物中，一个生物药还没有；中国上市的96个生物药，大多是仿制药，而且仿的是美国两代以前的药，连生物类似药都算不上；中国生物制药还与国际有显著差距。

“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要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办一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创新公司。”俞德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