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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肺癌是除小细胞肺癌(SCLC)以外的所有肺上皮癌。最常见的非小细胞肺癌类型是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和腺癌,和一些不太常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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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癌症治疗,很可能毁于这些“第一次”!
海堰 10349 1
2019/5/18 发表在 非小细胞肺癌 模块
  导 语  
很多时候,癌症治疗就像一支开弓便没法回头的箭。许许多多“第一次”的选择一旦错了,就可能对患者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甚至痛失根治癌症的机会,这是后面再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希望本文能对那些正处于重要“第一次”时期的患者或家属有所帮助。

关于第一次手术

如果不幸检出癌症,但尚处于早期,则仍有手术机会,患者也有很大机会得以治愈。但如果在这个重要节点出现问题,则患者很可能遭遇到不可逆的损失。

此阶段,主要有3个坑是很多患者会遇到的。

第一坑:未明确病理,切了再说

未明确病理便直接手术,主要风险在于:

如果医生判断失误,把晚期癌症误判为早期强行手术,则可能导致肿瘤大幅进展!

曾有一位患者,60岁左右,在医院确诊为肺癌后,去找了自己关系很好的一位外科专家。专家通过简单的读片并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经验,判定老朋友仍处于早期,于是干脆的安排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患者也很开心,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患者出现全身转移,肿瘤大幅进展。后来证实,这位患者在术前已经发生了远端转移,并不适合手术。
 
第二坑:不管有无必要,切了再说

这个观点在乳腺癌中尤为常见,因为很多人认为,切得越多,就越不容易出现复发转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观点,中国和美国在乳腺癌保乳手术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美国乳腺癌整体保乳率为64%,而中国为5.5%。

在非常早期(T1)的乳腺癌,美国的保乳率为70%,而我国的保乳率也只有30%。 

保乳率更高,但美国的乳腺癌5年生存率却比中国高,这值得令人深思。

荷兰一项3万人的研究表明,保乳患者不仅没有更高的复发、转移风险,预后反而更好,而且这些患者还避免了乳房全切产生的大量心理和生理双重伤害。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关于小肿瘤(≤2cm,T1期)的乳腺癌手术,保乳与全切的疗效一样,生活质量更好。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随访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个看法:保乳术后放疗患者的治疗效果,与乳房根治术相同。因此,乳腺癌患者在确诊后,如果适合保乳条件,是完全没必要“一刀切”的。

此外,乳腺手术的淋巴清扫也值得关注。北京的数据显示,乳腺癌手术中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的患者占到了84.1%,而术后病理显示,这些人当中57.6%并无淋巴结转移。这意味着很多乳腺癌患者其实并没有必要承受因淋巴清扫治疗造成的水肿等一系列并发症。

其实,通过前哨淋巴结活检的方式,可以确定淋巴结是否有癌细胞,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清扫。

数据显示,国内46.9%的乳腺癌患者上了手术台才开始活检,还有25.9%的保乳手术没有手术切缘报告。盛诺一家就曾有位乳腺癌客户在国内接受了保乳手术后,去美国却检查出切缘存在数个原位癌病灶没有切干净的情况。

第三坑:抗癌治疗,不仅仅只是活下去 

很多时候,手术的一刀下去,会让患者从此过上完全不同的人生。比如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问题。

目前在我国,对癌症患者的生育权利并没有重视。很多时候,医生一句“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往往就断送了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患者当妈妈的机会。

但在美国医院,女性患者如果将要接受可能影响生育的治疗,医生团队则很可能会主动提出关于生育保护的相关建议,比如建议患者考虑在治疗开始前,先行冷冻自己的卵子等。

毕竟除了身体的疗愈,对患者心的呵护也是医生应当关注的。

因此在进行可能影响到自己生育能力的治疗前,请务必和医生详细咨询与沟通,问清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保住生育能力,

类似的情况同样也会出现在儿童肿瘤的保眼、保肢等,以及肠癌手术中的保肛问题上。总之,多问几家医院或几位专家,有条件的还可以直接咨询国外知名医院,而不是轻易认命。
 
关于第一次用药

我国很多患者在检出癌症时已经是中晚期,因此不能通过手术根治,而需要通过药物来延长生存期。(当然药物治疗也存在治愈可能)

理论上讲,第一次用药其实并不需要患者太操心。因为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早已在癌症治疗指南上写明,即便有改动和更新,也会很快同步到医生的知识库里。

但在实操层面上,很多患者依然为最初该用什么药而苦恼。

这里也有3个常见的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坑:选新药,肯定比老药好

在精准医疗时代,人类对抗癌症,已有了诸多药物武器。从传统的化疗到靶向治疗,再到现在很火的免疫治疗。因此也就有了“新药”与“老药”之分。

新药一般是指靶向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等)这些药物,而老药自然是指副作用较大的药物。

很多患者会不断要求医生给自己上最前沿的新药,对老药不感兴趣。

但老药不好,新药好,这可未必正确。
 
患者治疗,不是要评估哪种药更先进、科技含量更高,而是用药来救命的。

任何抗癌药物,只要适合当前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耐受、能够控制肿瘤进展,那就毫无疑问是好药。

比如某位肺癌患者,当前正在用EGFR一代靶向药易瑞沙,病情稳定。当他看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O药(纳武单抗)上市了,于是想要停掉“老药”易瑞沙,转为免疫治疗。这样的选择就极度危险。因为免疫治疗并不适合这位患者的状况,很可能因为药物无效导致病情进展。

第二坑:好药必须留到最后救命

还是以肺癌为例,有人认为即使测出基因突变,患者也可以先化疗维持,直到耐药了再换泰瑞莎等靶向药“救急”,这样收益才能最大化。

但这种方式的风险有二:

其一是化疗后,可能出现原有基因再次突变,导致原本可用的靶向药无效,或者有效性降低。

其二是当患者病情进展到晚期后,可能在肿瘤之外,新添诸多其他的问题,单一的靶向药即使能控制肿瘤,但却无法解决其他问题,在更为复杂的疾病环境下,靶向药未必能像之前阶段给予患者最大化的收益。

当然,如果已经做出了选择,选择了化疗,且当前病情控制的很好,那么不必急着换新药好药,最大限度榨干当前有效疗法的价值,才是癌症患者生存期最大化的好方法。

至于新旧靶向药的选择,建议参考最新指南,典型的代表就是对于有对应EGFR突变的肺腺癌患者,一线用药推荐9291(泰瑞莎),而不是先吃一代,再吃二代,最后再吃三代药。

这种方案已经被欧美、日本等各国认可,因为这样做生存期并不比一代到三代贯序用药差,副作用相对还更小。

第三坑:轻易换药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刚刚检出肺癌晚期的患者李先生,因具有EGFR突变,故开始服用易瑞沙进行靶向治疗。然而一个月后,医院的检查显示肿瘤有所增大,故医生判定靶向药基本无效,建议开始化疗。

后来李先生通过盛诺一家来到美国波士顿,接受了一系列检查,也包括基因检测。结果美国医生根据两次报告的突变频率变化等因素判断,很可能药物已经起效,故建议李先生继续服用易瑞沙。三周后,李先生病情得到缓解,左肺近2厘米的病灶消失,原本的胸水也基本消失。

除了上面这种“假无效”,更多时候,患者不可避免的需要面临“真耐药”的境况。比如说已经吃了很久靶向药,但某一次复查突然发现病灶有所增大,这表明可能已经出现耐药。此时不要急着立刻换药,而应当和自己的主治医生沟通,看看是完全耐药还是局部耐药,如果是前者,果断换药避免进一步进展。但若是后者,则很可能通过遵医嘱继续服药、调整剂量或联合治疗等方式,榨干该药的所有药效,从而提升总体的生存期。

其他更多的“第一次”

当确诊癌症后,第一次听到医生说“没救了,别治了,还能省点钱”时,不要黯然离开放弃治疗。因为如果真的这样信了,就不会有斑点宝宝黄佑康的赴英治疗奇迹。

2016年11月出生的黄佑康,一出生全身就长满了黑斑,当地医院判定为恶性黑色素瘤,并有医生断言他活不过1岁。通过众多志愿者、爱心人士和盛诺一家的帮助,孩子成功去了英国的大奥蒙德街医院(GOSH)进行治疗。后来英国医生逆转了国内的癌症诊断,经过一系列手术,小佑康到现在仍然茁壮而顽强的成长着。

孩子所患为先天性巨大性黑色素痣,而非恶性黑色素瘤

当第一次听到有“好人”告诉你,“放化疗死得快,我有一种毫无副作用的神奇疗法,能根治癌症”时,请不要相信。因为有太多血淋淋的案例,已经为你指明了道路。

2016年,90后演员徐婷因患淋巴瘤不幸去世。据悉,徐婷去世前曾拒绝接受化疗,而选择了刮痧、针灸、拔罐以及吃素等替代疗法。她的妹妹也发文称,姐姐“曾经被那么多骗子给骗到现在才做的化疗”。

其实,徐婷所患的淋巴瘤并非不治之症。比如在美国,非霍奇金淋巴瘤的5年生存率是71.4%,霍奇金淋巴瘤的5年生存率是86.6%。这表示淋巴瘤并非肺癌、肝癌、胰腺癌这类高恶性癌症,通过规范治疗,预后是非常可观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已把淋巴癌归为“可以治愈的疾病”。

可这些信息,被耽误徐婷治疗的骗子及其共谋者们,用铺天盖地“放化疗死得快”、“去医院人财两空”之类的谣言给淹没了……

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和耶鲁大学癌症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选择补充、替代疗法治疗癌症的患者,生存率会显著下降,死亡风险更高。

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欧美、日本还是中国,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替代疗法,一些患者在选择了替代疗法后,竟会放弃医院的正规治疗……

抗癌路上,类似的重要“第一次”还有很多,癌症治疗的道路也注定充满荆棘和坎坷。请记住,很多决定一旦做了便不可逆转,一个最好的开局才是走向抗癌胜利的基石。

或许我们该做的,唯有竭尽所能帮助患者选择最好的医院和医生、选择规范治疗、选择少走弯路、避开陷阱,这样才能让患者牢牢把握住治疗中每一个无比珍贵的“第一次”,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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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59
    1 楼 2019-05-18 09:40:48

    个人不好判断,医生很重要。

海堰
肺腺癌

曾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医学博士

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

曾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任职10年

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任职6年

曾任Lowe胸腔肿瘤中心临床主任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医生

创建临床数据库(CRIS)等多项重大项目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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